罗建新：追忆父亲的足迹

　　我的父亲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人。多年以来，我总想为父亲写点什么以表敬意和怀念之情，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今天是父亲逝世20周年的祭日，不由使我更加地思念父亲；想起他一生曲折而艰辛的经历和对我们倾心的教育，我热泪横流，感慨万千。我不得不拿起笔来为他老人家写点什么、做点什么以表对父亲的养育之恩。父亲一九二四年生于湖南衡阳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他童年的经历中，放过牛、砍过柴、上山打过猪草；稍大时，挑过盐巴、给地主家做过短工，跟着爷爷种地，艰难度日。在当时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大背景下日子越来越难过，父亲在家实在呆不下去了就和同村的一伙青年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那时起直到离开这样一个世界就再也没回过家乡。当时，父亲加入的不是正规部队，而是领导的地方游击队。直到一九四三年后被编入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他跟随部队行军打仗参加过多次战斗，特别是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父亲在作战中机智勇敢，杀敌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上海解放后，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不久，朝鲜战争打响了，父亲所在的部队响应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从上海又加入到赴朝作战的志愿军行列，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当时，父亲所在的连队就是著名志愿军英雄杨根思连，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为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英勇作战。在战斗中他身上多处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经受住了党和人民的考验。由于父亲的英勇表现，获得了部队的表彰和奖励。朝鲜战争结束后，父亲回国在上海养伤过程中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首届战斗英雄“群英会”，受到了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后来，父亲留在上海做军工工作。不久又和战友们一起加入到支援大西北建设的队伍中，来到了古城西安，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父亲先在*零三厂做军务工作，后又调往地方，被安排在西安人民搪瓷厂担任领导职务。他经常深入基层和工友们交朋友、谈理想、树雄心，深得工人爱戴。他严于律己，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做到；他以雷锋、王杰为榜样，以厂为家，以工作为荣，以别人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由于在战争年代经常行军打仗，他在部队虽学了些文化，但总感文化欠缺影响工作效率；为此，他不断钻研业务，积极参加厂里的职工夜校学习，和工友们一起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逐步的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管理能力，为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打下了基础。一段时间，父亲主管厂里的对外接待工作。在这期间，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当时西安人民搪瓷厂是全国的“五十面旗帜”之一，是得到肯定的大企业、名牌企业；厂里的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西安视察工作都免不了要到厂里来参观。在文革前的几年里，父亲荣幸地接待过当时的国家主席、及董必武、、、李富春、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耳聆听了他们的教诲，父亲感到特别的温暖。父亲经常对我们说：“人生是美好的，但美好的人生永远属于不断追求上进的人”。一段美好的时光度过没多久，轰轰烈烈的开始了。“大批判”“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席卷全国。领导干部是运动冲击的主要对象，父亲成了厂里首批被打倒的走资派；原因很简单，在视察厂里时和父亲进行了个别谈话而被人举报。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正在上小学。由于全国上下所有的领域都在闹革命、批判封资修，揪斗走资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老干部一批批被打倒，企业一个个被迫停产，工人有班上不成，学校也被迫停了课。在父亲的一生中，他认为这一段时期是最黑暗的岁月；在战火的洗礼中和日本鬼子、反动派、美国鬼子面对面的肉搏中都没皱过眉头，没有倒下去，而在这场运动中他被彻底地摧垮了。造反派每天让父亲戴着高帽子游街、参加各种场合的批斗会，让父亲交代所谓的问题，挨打、受骂、遭唾、进行精神折磨。后来家也被抄封了，父亲从此也不知去向，我也无家可归了；白天流浪街头，好心的同学有时送点吃的，晚上睡在楼梯下面。后来，好心的陈培春师傅实在看不下去便收留了我；我在陈师傅家度过了漫长的三个月（当时母亲带着弟妹们住在国棉四厂，又没有通讯办法，对这边发生的事情无法知道，我是随着父亲住在这边的），后来的形势发生了些变化，父亲从西北局被关押的地方放回来，参加了厂里的工宣队，我又和父亲在一起了。一九六九年，党的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全国形势有所好转，举国上下都在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各地、各级陆续成立了革委会来领导革命和上产。父亲回厂没多久便被派往南泥湾五七干校学习。学习期满后又被调往西安跃进橡胶厂担任革委会主任，党委副书记。由于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从此离开了搪瓷厂家属院，我和父亲也回到了母亲身边和弟妹们团聚在一起，我也开始在国棉四厂中学上学了。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跟我们在一起渡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祥和的时光。由于他在北郊工作，每天仍是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地工作。他经常对我们说：“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影响了好多的工作，我们要更努力地工作，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他还说：“一个领导干部要正确的对待群众运动，要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意见，要自觉地做好工作，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做一名有理想、有志向的青年人。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名员的高贵品质，他总是为别人着想而很少考虑自己；尽管家里经济条件还不错，但他一件外套一穿就是好几年舍不得换件新的。父亲在西安工作期间，老家的亲戚都知道他在西安当官，不时有人来找他诉苦，要钱，有时一住就是好几天，给家里带来许多不便，不免使日子过得有些紧巴，父亲总是耐心地对我们说：“家乡农村里的生活条件差，日子很艰难，再怎么我们这里要比老家好过些，能帮的我们就帮一把”。父亲恢复工作后，身体大不如以前了；由于中受到迫害对他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工作中常出现吐血、晕倒等症状。为了照顾父亲，组织上安排父亲到离家较近的西安胶管厂担任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后来退居二线担任西安市化工局顾问。父亲的人生最后十年是在纺织城渡过的。由于多年受父亲的影响，我在中学毕业前夕响应党的号召报名支援农村建设，参加了西安赴延安务农小分队。父亲对我的这一举动非常支持，他说：“年轻人就应该不断地经风雨、见世面，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就这样，我在陕北这块红色土地上和我的知青战友们渡过了五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九八零年我回到西安，被分配到父亲曾经工作、生活过的西安人民搪瓷厂工作。又回到了父亲身边。我每天下班回来给他讲厂里的工作、社会上的见闻，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听得津津有味。我知道，父亲是多么想与我们交流啊！可是他已被病魔緾身，解脱不了了，他是多想振作起来，康复起来，但是已经不可能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最后十年身体一直不好，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医院渡过的，每年冬天更是难熬。当时家里条件还是不太好，弟妹们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根本抽不出多少时间在家陪父亲；一年中全家人在一起吃上几次团圆饭的机会都很少，和父亲的交流就更少了。可我知道，父亲是多么渴望与我们交流，了解我们的工作学习情况。每每和父亲在一起时，他总是叮嘱我们要做好本职工作，关心国家大事，力求上进；因此，在父亲有病期间，我和弟妹们从未请假离开岗位看望父亲。

　　一九九二年元旦刚过，天还下着小雪。我和爱人到医院看望父亲。我感觉到父亲当时精神挺好，脸上浮现了几年来少有的微笑；他既想听我讲厂里的事又似乎想对我说起什么，不时地拉着我的手不愿松开，而我当时看到父亲好转只顾高兴并未在意父亲的举动。我只是想春节快到了，冬天即将过去，天气会暖和起来。父亲的病也会好起来，不久就可以出院回家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就是人们常说“回光反照”罢了。父亲已是多病在身，心脏病，肺气肿，气管炎等无情地折磨着他，已经多次病危；但我还是坚信父亲的病会好的，身体会康复的。最终，父亲还是带着病痛，带着各种遗憾在春节前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样一个世界。应该说，在父亲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时机，由于我的疏忽，父亲的异常举动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不知道父亲在弥留之际想要给我交代些什么，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父亲就这样和我们和这样一个世界永别了，他以坚实的脚步走完了人生的道路。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上级领导对父亲的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他光明磊落，忘我工作，顾全大局，关怀群众、团结，为党的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一生无私奉献的人格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给父亲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父亲的骨灰最终定格在兴庆公园，这是父亲生前所愿。敬爱的父亲，安息吧！在您离世20周年之际儿子沿着您人生的足迹书以此文，以表怀念之情。

　　作者简介：罗建新，18岁赴陕北插队，在洛川务农的五年中先后担任过民兵连指导员，大队党支部负责人，生产队长，公社理论辅导团团长，之后调往县委宣传部负责理论辅导县委党校的培训工作。曾参加过全国知青文艺座谈会，回西安后先后在企业新闻教育、中学老师等方面的工作。现为中国科协《科学中国人》驻陕办事处副主任，长安柳青文学研究会秘书长，《长安》文学杂志社社长。在农村曾写下誓言：“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笑撒热血染全球，火红的青春献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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